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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在我国的灿烂文化中起着支撑的作用。尽管社会的诸多领域并不是建立在汉语言文学的基础上,然而,其需要思维能力、判断能力、沟通协调能力,都和汉语言文学息息相关。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简述汉语言文学学科的教育基本特点
1.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其教学内容较为固定
正如上文所述一样,北京大学作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端地,早在建校初时期就设立了中文学专业,这个专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学科的教学内容与其教学方法已经固定下来。我国教育部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与2003年颁布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大全》之中,对中文学专业规定开设的课程几乎没有发生改变,数量上一直都是十三门基础课程,教育界内几句全部认同,中文学专业在传统专业中是最具底蕴的一个专业学科,在现代大学专业体系中也是最为稳定的专业之一,其学科自身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丰富的内涵。
2.汉语言文学将以培养专业性文学人才为主要目标
多年以来,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及其前身中文学专业已经成为作家、文学知识分子的培养基地,但是从社会学角度意义上来说,这些职业都不能成为社会职业类型,而其应用性也就没有多大的发挥特征。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许多高等教育学校中开设了关于中文专业中的文秘学、新闻传播学、国际汉语等相关专业,这些课程的开设都是为了提高汉语言文学这门专业的社会应用性,为社会发展的需要输送相关专业的应用性人才。但就近几年干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形势来看并不容乐观,就业率持续下滑,从这点就可以看出该专业的社会应用性不强,社会对其的认可程度也不高。3.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关于实践性的内容比较少汉语言文学教育注重的是学生对汉语语言的分析运用能力以及水平,注重学生文学素养的培养,而相对而言,实践性的教学内容比较少,一般都集中在文学写作这一方面,从教学内容上来看,该学科的实际应用性较差是有据可循的。
二、浅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提高及其现实意义
1.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提高的现实意义
就笔者看来,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提高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应用性的提高顺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的是高素质的综合性人才,语言分析和运用能力在人才的基本素质中无疑是重要的环节,因此来说,汉语文学学科的应用性提高符合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人才的要求;其次,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应用性满足素质教育的本质需求。我国的素质教育推行已经遍及全国各院校,而现在正是高校实行素质教教育的关键时期,素质教育的根本目标所在在于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全面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升他们的综合素养,而加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就是要将学科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语言文学专业在社会发展中成为具有推动性作用的理论体系,这正符合素质教育对人才的需求;再者,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提高也是学科本质发展规律的需求。汉语言文学专业以汉语言文字研究为主要对象,基于语言本身具有较强的工具性,也就决定了它自身所具有的易用性的特点。
2.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提高的可行性分析
以笔者看来,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提高不仅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具备很强的可行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汉语言文学学科其本身就具有非常丰厚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科学的理论是指导实践的科学武器。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提高具有雄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以及语言学理论都可以成为其理论依据;再一方面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提高具有优厚的现实条件,如前文所述,我过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历史,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教育基础,这些对于提高学科的应用性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除此之外,在汉语言文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也做过这样的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提高的几点思考
1.加强改革学科教学体制的建设
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各大高校应该加强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体制的建设,及时的更新教学内容,扩充教学科目,注重语言实践能力以及和社会发展相关能力的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课程的设置,完善必修课和选修课的选定方式,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增强他们运用语言的实践能力,以此来提高该学科专业的应用性提高。
2.提高语言教学的教学质量,改善教学方式方法
课堂教学方式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进行知识和技能传输的主要方式方法,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汉语言文学教学者应该侧重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及时的改善教学方法,尽量避开传统教学中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及时的将教学科研成果引进,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化技术优化教学质量。
3.注重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
高校在教学工作中应该改变以往对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考核方式,不再将写作能力作为评判学生能力高低的唯一标准,而是应该综合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等全面进行测评,以促使学生的文学素养和能力得到全面的提升。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语言应用及意境分析方面的特点
众所周知,汉语言文学专业要求学习者有充足的知识储备,才能灵活思考语言的运用。但是,只有将掌握的知识灵活与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学以致用,才能凸显汉语言文学的实际作用。而且,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包含的丰富的知识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实际生活中的语言问题,或者提供相应的借鉴,这些都表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生活性。将汉语言文学的意境在合适的时候表达出来,结合具体的环境与背景,将文学中的语言表达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灵活性。
二、汉语言文学中语言应用于意境分析的作用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中,语言的应用于意境的分析不仅还原了作品最初的情感,而且这个探究的过程有利于学生将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结合,培养学生的情感,所以,在汉语言文学的学习过程中,语言的运用与意境的分析很有必要。
1.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语文知识素养
语言的灵魂在于精准地把握它的意思,应用到最适合它的地方,这样,才能发挥语言的作用,不然的话,语言就仅仅是文字或者句子而已。也正是对语言的灵活应用促进了对语言意境的分析,而语言意境的分析就会在无形中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促进语文综合素养的提升。比如,“冰清玉洁”这个词语通常用来形容人的品格,若用来形容一个人长得“冰清玉洁”,难免有些别扭,所以语言词语的应用必须有正确的使用对象。或者可以用“艳丽”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但若用来修饰风景,就不恰当,风景更适合用“秀丽”来形容,而一般不用来修饰人,所以,意境就是分析词语在不同语境中的应用,找到最适合的语境,才能欣赏出词语发挥的独特作用。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学生自然而然地就会逐渐养成习惯,在用词或者说话之前考虑它的恰当性,进行最准确的表达,以免产生歧义或者产生误会,而且精确的表达往往会使人印象深刻,便于更广泛的交流沟通。
2.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利于培养学生作品鉴赏能力
如今,社会发展越来越快,语言已不再是单纯的沟通工具,对语言的学习更可以帮助人在浮躁的时候静下心来,修身养性,促进自身素质的培养。在对汉语言文学进行品读时,需要了解的不仅是它的大概内容,还有它隐藏所没有直接表达出来的思想与意境。例如,在学习诗歌《再别康桥》时,若不静下心来细细品读,可能最后只会记住“轻轻地走,悄悄地来”,这样就无法完全理解诗歌,更应该结合作者当时的时代背景,经历,分析作者在其中蕴含的再见康桥时的眷恋与惆怅,这首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必须仔细欣赏才能在眼前浮现一副画面,才算真正理解这首诗。而且,在这个用心欣赏的过程中,学生的鉴赏能力就会逐渐提高,对其他作品的解读也将更有深度。
3.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有助于发展学生的文采
这是一个学以致用的过程,正是因为学生的鉴赏能力不断提高,文学功底也随之逐渐深厚,就会体现在日常的写作中,用词,造句更有文采,更有内涵与深度。对语言意境有自己的独特看法,能够针对不同的文学作品提出各有针对性的看法,无论是书面表达还是日常交流,都会体现出一个人对汉语言文学的深刻感悟。
三、提升语言应用与意境分析的策略探究
语言的应用与意境分析只有真正贯彻到实际学习中,才能做到掌握了汉语言文学的技巧。所以,在学习过程中,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帮助提升汉语言文学应用于意境分析。
1.强化学生朗读训练,夯实能力培养的技能
在对文章或者文学作品进行阅读时,往往出现这种情况,读完一遍之后对内容不理解,会产生不知所云的感觉,这时候,往往需要静下心来,反复阅读,文章的主题就会逐渐浮现,对文章整体就会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然后,再对文章的细节进行一步步的分析。阅读并不是简单的读文章不思考,那样是徒劳的阅读。通过不断的阅读训练,学生可以去体验每个字、词的独特的作用,明白为什么不能用其他的来替代,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判断一段内容或一篇文章的意境。反复的阅读训练是为了夯实学生的基础,培养对文学阅读的耐性,这个过程需要不断地积累,不需要追求速度而忽略质量的提高。在大声朗读的过程中,有利于感情的培养,这都有利于加深对文章意境的理解。
2.加强背诵练习,为能力培养做铺垫
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背诵一些好的篇章,因为很多时候可以引用或者改写就会为文章增彩不少。背诵不是机械式的念,背诵的时候,必要地融入个人感情,就会不自觉的进入当时写作的环境下,只有投入感情,才能融入文章所要表达的意境,或者背诵的时候将自己当做故事的主人公,从另一个方面去体验文章,印象就会更为深刻,语言的应用由此变得灵活生动。一些著名的文章内容值得背诵是因为它的每一个字词都有值得推敲借鉴之处,读懂了一篇文章,就会以此类推,理解更多的作品,所以,背诵练习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背诵练习可以为语言应用提供很多借鉴,适当的时候引用某个作家的一句话就会瞬间变得“高大上”。
3.引用多媒体教学与情境教学相结合
汉语言文学是一门看上去枯燥无聊的专业,长期的课本教学难免使学生产生厌恶情绪,从而不利于语言应用能力的提升和语言意境分析的培养,所以,必要的时候,改变一下教学方式很重要,教师可以进行多媒体教学,适当地播放视频资料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的理解作品本身的意境。例如,在学习一些古文文言时,进行情境教学会极大促进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编排话剧,等等都是很好的方式。无论是多媒体教学还是情境教学,都使文字变成了活生生的画面,这种立体教学模式带动人的感官共同作用,学习印象更为深刻,感触也更大。在鲁迅先生的文章《祝福》中,通过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的矛盾,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摧残与迫害,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指出彻底反对封建的必要性。其中,有一段对祥林嫂外貌的描写十分形象生动,“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这段内容十分经典,无论是用词还是经典,若在讲课时适当加以表演,便会进一步增加学生印象。或者,在学习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时,由于话剧本身涉及较多人物,剧情复杂,如果只是看课本,很难弄明白话剧的整体思路,情节很难联系到一起,但如果观看电影或是其他影视资料,便会加深对哈姆雷特英勇形象的印象,人物关系,情节也更加清晰这样的学习更加有效。所以,转变教学模式对汉语言文学教学必不可少。
四、结语
语言文学语言的应用与意境分析不仅关乎着这个专业的发展,而且与培养学习人员素质有着密切联系,对语言的恰当运用和对文学意境的深入分析会促进人文学素养的发展,本文结合汉语言文学语言英语与意境分析的特点,分析其作用,提出了发展这一能力的策略,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为汉语言文学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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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其形体构造体现出了具有汉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语言文学论文: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够帮助到大家:
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之所以能够保存并流传后世,这主要归功于汉字。汉字与汉文化密不可分,其构形及发展凝聚着汉民族深刻的文化内涵,积淀和保留着汉民族观察世界及其自身的思维成果和心智,其本身蕴涵和展示着一个丰富多彩的汉民族文化世界和精神世界。
人是群居动物,人类的实践活动都在一定的群体中进行,长期的群体生活形成的共同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相沿成习,渐渐形成一种风俗。风俗文化是人类最早的文化现象之一,是一个民族特殊的文化意识形态,源于社会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迁。
任何民族都有各自特有的风俗习惯,汉民族的独特风俗文化离现在已有几千年之久,但我们却可以从汉字及用汉字所记载的文献中窥见一斑。例如“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等词,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汉民族先民的居住条件和饮食方式。
汉民族的风俗中,最受重视的莫过于春节。春节是众多节日中最盛大的,贴红联、放鞭炮、吃饺子……习惯上又把过春节称为过年,那么“年”究竟是怎样来的呢?相传在远古时代,有一种猛兽叫“年”,逢新旧岁之交,就出来糟蹋庄稼,伤害人畜。一次,它又跑出来为非作歹,被一家门口晾的红衣服吓跑了,到了另一处又被灯光和爆竹声吓得抱头鼠窜。于是人们掌握了“年”的弱点。每至辞旧迎新之际,就贴红联,放鞭炮,拢柴火,把年吓跑。久而久之便成了过年的习俗。但这只是传说,其实“年”字,最初为“农作物生长周期”之意,由于汉字形体的楷化而失去了最初的意义。造字之初,“年”是谷穗沉沉下垂的形象,是收获的象征,所谓“五谷熟曰年”。农作物从播种到成熟是一个生长周期,庄稼成熟之时,人们不免要庆祝一番。从此,每当四季轮回一次之际,就出现这种庆祝丰收和和祭神祀祖的活动。但由于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活动逐渐从娱神发展到自娱,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节日,即“年”。今天的过年习俗就是由此演变而来,年的习俗反映出一种世俗的快乐。
任何一个汉字,都是一幅构思巧妙的图画,蕴藏着一些汉民族远古的风俗习性,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演变,与时俱进。
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其形体构造体现出了具有汉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由于汉字具有表意作用,视觉形象鲜明,有助于启发我们形象性的联想,因此用汉字记录的诗歌,就像一幅幅鲜活生动的画面,读者能够抛开语音语法层面而直接进入诗情画意中。因此中国古代诗歌富于形象性,意境含蓄优美,是汉字自身的特点形成了古代诗歌特有的形式美。
《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的瑰宝,基本都是四言的,而《楚辞》是在四言基础上发展而来,大体上是六言加上兮字,兮字起凑足音节、使音节整齐的作用。例如: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蒹葭》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巍。《楚辞?涉江》
古体诗和近体诗大多数是五言和七言,如律诗,绝句,五古,七古等(七古例外,有时在七言句中夹杂一些杂言的句子)。律诗每首八句,有五言和七言的;绝句每首四句,也分五言和七言。“五言诗”每行五个字,如唐代诗人王勃的五律诗《送杜少甫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 风烟望五津。……”全诗共八句,每句五个字,长短相同,字数相等,整齐匀称;“七言诗”每行七个字,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整首诗共四句,形式整齐。字字如诗,句句如画,无限的意蕴孕于其中。
对仗是汉语律诗的一个基本要求。对仗即对偶,是指说话或写作时,某些文字,在邻近的地方有跟它成双配对的文字出现。平仄相间,抑扬顿挫,形成一种和谐的声律美。如杜甫《春望》:
国破山河在,(仄仄――平平――仄)
城春草木深。(平平――仄仄――平)
上下两句平仄、节奏相对,每句有三个节奏点,平仄相间,抑扬交错,节奏鲜明。
对仗的文字相互衬托,互相照应,使所表达的意义更加丰富、精炼、确切。声音上,对偶的文字彼开此合,彼收此放,声音抑扬,和谐悦耳。利用汉字的特点,也形成了许多汉民族文化特色的修辞,除对偶之外还有顶真、回文、析字,复叠等,使诗歌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意蕴上都独具特色。
对联又称楹联,采诗词曲赋骈文之精华,是汉字文化和文学的派生物。对联的基础是对偶修辞格,在对仗方面有严格的要求。在相对位置上要虚实相同,平仄相反。如: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墙”对“山”,“芦苇”对“竹笋”,“头”对“嘴”,“脚”对“皮”,“根”对“腹”,是名词对名词;“重”对“尖”,“轻”对“厚”,“浅”对“空”,是形容词对形容词;“上”对“间”,“底”对“中”,是方位词对方位词。“墙上”与“山间”是方位词组;“芦苇”与“竹笋”是联合式;“头重”与“嘴尖”、“脚轻”与“皮厚”都是主谓式;“根底”与“腹中”都是方位词,而“根底浅”、“腹中空”又都是主谓结构。不但词类相同,虚实相当,字数相等,而且结构相应。当然,对联中也存在宽对,如: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对联之美在于对称、对比和对立的统一,讲究对仗与平仄,声律抑扬和谐,因而具有对称平衡之美。而且对联具有广泛性,公开性,形式灵活。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联的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春节、装饰、婚丧、广告等。虽然对联只是汉字文化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支流,但却有旺盛的生命力,是汉文化的活细胞。
由汉字的特点而形成的具有汉民族特色的文化事项是形形色色的,汉文化之所以具有如上所述的特色,当归因于汉字。汉字是汉民族之根,本身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是我们探究汉文化,研究汉民族的绝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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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族,是跨境而居的国际性民族,也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是中国一个古老的民族。哈尼族主要分布于中国云南元江和澜沧江之间,聚居于红河、江城、墨江及新平、镇沅等县,和泰国、缅甸、老挝、越南的北部山区(称为阿卡族)。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哈尼族农业神话与农业文明的关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试论哈尼族农业神话与农业文明的关系全文如下:
哈尼族的神话一直以其丰富的内容、较为完整的结构、独特的想象展示着哈尼族先民千百年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囊括了哈尼族关于生命的原始思考、人与动物关系的思考、万物的由来、部落生活与迁徙历程等。在这些神话之中,记录着哈尼族的农业文化。这些神话传说清楚详细地记载着哈尼族农业文明的多个方面,从种植文化的起源到农耕的出现,梯田文化的起源和梯田文化的形成过程等,以及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天文历法、农耕符号、文化心理、农耕祭祀几个重要的方面。哈尼族的梯田神话充分而且形象地表现出了哈尼族悠久的种植历史以及哈尼先民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记录着哈尼族的农业文明和农耕经验,也正是有着这样的宝贵记忆,哈尼族的梯田文化一直保留至今。
农业种植自古以来一直是一个民族生活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基础,对于古老的哈尼族先民们而言,在长期以来的生产生活中一直思考着种植谷物的起源、水田和旱地的来历这样一些农业的基础问题。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完整生动地讲述了关于谷物来源的神话故事,形象地反映了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生活下原始农业生产的场景和哈尼先民认识谷物的曲折历程。在哈尼族先民生活的远古时期,哈尼族先民过着四处觅食的生活。那时候并没有初步产生出农业和耕种。《狗找伙伴的传说》、《猫、狗、老树与五谷的传说》、《谷穗为何这样短》等神话中都反映出了这样一种四处觅食生存的原始生活特点。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原始人过着采集、狩猎的生活。而到了后来,在《哈尼族古歌?神的古今》这一篇章中,则有了“籽种种”的故事,人们在采集和狩猎的活动中终于发现了野生稻,野生稻逐步地被驯化并被培育成人工栽培稻。在神话史诗《十二奴局》中就有记载:“在人类之初,草很快长成了谷子,一颗谷子像拳头一样,马蹄踏碎谷子,变成七十七种粮食。”这一类故事中谷物的来源基本都为自然生成,没有完整的叙述和情节说明。但是这也意味着原始农业的开端,暗示着哈尼族农业文化的萌芽。
哈尼族是一个对水具有独特情结的民族,水以及水生物在哈尼族的神话中都占有着较大的比重,这样也就形成了谷物神话和水元素的交杂。在神话《杀鱼取种》中记录了这样的生活画面,活着的哈尼先民们只能离开家园重新寻找食物,最后在天神摩咪的指点下,在大鱼的肚子里找到了“谷种”。
这一类神话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哈尼族先民模糊地认识到了农业和水之间的联系;二是生死之间的某种转换过程,鱼在这里是有生命的,鱼的死亡却孕育了水稻再生这样的文化符号。还有一些神话则反映出了哈尼族先民关于农业和动物关系的思考,如《猫、狗、老树和五谷的传说》中猫和狗从天神那里取得了五谷种子,经过大海带给了人间。狗是人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在人们生活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人类在发现和驯化野生稻的过程中得到了狗的帮助,神话《英雄玛美》中的小金马肚子里的谷子从天上落到地上,这些都反映了谷子传播过程中动物所起的不可低估的作用。
这些神话曲折地反映了人类从原始的采集狩猎时代向农耕时代的过渡。还有的谷物神话则反映了原始农业与女性之间的联系,《塔婆取种》中的塔婆、盗取谷种的天神女、稻谷仙姑、去拿谷种的天神女优姒等等众多的女性形象,反映了在原始采集狩猎向原始农业过渡的过程中女性角色的地位和作用,女性在驯化动物和野生稻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主导作用。可以认为,最初的农作物栽培是由妇女发明的,原始农业的出现是伴随着这种原始社会分工同时产生的。随着原始农业的产生,人类文化、人类文明的种子也随之萌芽了。
哈尼族的农耕历史始于哈尼族先民学会栽种谷子的技术。据记载,自从玛美和小金马从天神那里盗回了谷种,摩咪然密偷回了谷种又教会了哈尼族栽种谷子,哈尼族的农耕就开始了。哈尼族的神话传说中关于农耕起源的记载清晰可见,并且在他们的神话史诗和农耕民俗活动中得到较为充分地再现和展演。神话《秋千的来历》详细地记载了人类在发展原始农业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阵痛,反映了人类在开发自然、开垦农田过程中与自然界产生的冲突和矛盾。这则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哈尼族的先民已经开始进入农耕文明的时代,开始面对庄稼与田地。
在这一神话时期,由于社会发展,女性和男性之间的社会角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母系社会被父系社会取代。当时的生产劳动场面生动地说明了哈尼族的稻作农耕水平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平,积累了一整套稻作农耕的生产经验。可以说伴随着稻作农耕的产生和发展,哈尼族的稻作文化也随之发展了。梯田的开垦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经验的最高成就。相传,哈尼祖先看见一种叫宗德乌含的巨大的神鸟用嘴巴拱出一台一台的洼塘来储存食物,他们就按照宗德乌含鸟的办法开挖出了梯田。神话《哈尼族古歌?开田种谷》,其中也讲述了哈尼祖先学会开垦梯田,积累农耕经验,从采集狩猎生活到原始农业过渡的艰难历程。
“翻地要人教/开田要师傅/叫翻地的是大猪/教开田的是水牛。”在这一时期中,“牛”成为了哈尼族农耕文明中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神话符号。哈尼族神话史诗《奥色密色》记载:“远古时,时间茫茫一片,没有天地日月,分不清白天和黑夜。天王派来九个神人造地,派来三个神人造天,他们“杀翻龙牛造天地万物。”“造地选在什么日子,选在属牛的日子,动工选在什么时辰,选在属牛的时辰。”在神话《杀牛补天地》中记载:原来造天地早晚时,神才完成三分之一,因为天地万物太大了,太阳灰灰的,月亮雾雾的,所以要补亮补齐。
而这一切都是用黄牛的身体的每个部分来补全。在这里,牛死后化生成万物,就像“开花,结果而后很快枯萎的植物所象征的那样”,同时,也寓意着“死意味着生,死是生的前提”这个与农业生产活动相关联的原始观念。牛成为了某种神圣的万物产生与再生的母体,是生命和繁衍的象征。对牛的重用,表示着是一个时代的飞越,即从采集狩猎时代向原始稻作农耕转变的一个标志。 从哈尼族关于农耕的一系列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关乎农业生产生活的神话是农业文明萌芽时期的剪影,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哈尼族农耕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具有较为直观清晰的历程。
随着稻作农耕地起源和发展,有了《年月树》,又有了“布谷鸟”为人们报四季,有了《十二月风俗歌》、《四季生产调》,以及稻作农耕祭祀、农耕民俗的产生和广泛地流传,哈尼族的稻作农耕也就产生和发展起来了。哈尼族是梯田农业的发明者,是梯田文化的创造者。哈尼族的农业选择了梯田稻作农耕,并且创造了梯田文化。
哈尼族梯田文化的形成以及其农耕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其长期以来多次的迁徙过程。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中详细记录了先祖南迁的“脚印”。相传,哈尼族的先民诞生在北方的“虎尼虎那”(红石黑石)高山上,先民们来到一个叫“什虽”的大湖边,又南迁到竹子成林的“嘎鲁嘎则”地方,再继续南迁至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的“惹罗普楚”,在这里建立起哈尼族第一个大寨,先民们在这里安居乐业,从事稻作农耕。又因为瘟疫泛滥而再度南迁至“诺马阿美”(今安宁河),并因异族入侵,被迫离开了诺马阿美,南迁来到了“谷哈密查”(昆明),经石七(石屏)、建水,南渡红河,进入了红河南岸的哀牢山区开垦梯田,繁衍至今。在哈尼族长诗中《普亚佐亚德亚》(安寨开田的故事)中详细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生活。在这一时期,哈尼族在红河南岸开垦梯田,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梯田文化。哈尼族的梯田文明形成了高山森林──溪流水潭──哈尼梯田──江河湖泊──云雾阴雨等如此循环反复的良性复始系统,形成了“自然本位”、“天人合一”的哈尼族古朴的哲学观念。
哈尼族的农业神话记载了哈尼族自古以来从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变迁历程,记录了哈尼先民原始农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描述了哈尼族关于农耕文化的多重思考和经验体会。从这些为数众多而且丰富生动的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哈尼族的农耕文明是哈尼族人民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出的属于自己的独特耕种文明和梯田文化,其中的文化内蕴在世代相传的哈尼族神话中处处可见,神话也因此成为我们了解哈尼族农业文明的一个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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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一方面要遵照《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依法履行职责;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好与企业党委、行政的关系,找准定位,在构建和谐企业中切实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关键词】国企工会;和谐社会;关系。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讲话中都反复强调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这对于国有企业工会工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正确处理好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在企业内部的六大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是确保工会组织长期、持续充满活力、充分发挥党的桥梁纽带作用的关键与保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工会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工会组织的自身建设也有个构建和谐、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准确地处理好组织与组织、组织与群众、群众与群众之间的各种关系,创造性地开展工会工作。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这是当前国有企业工会工作中面临的重要课题。笔者就这一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工会与党的关系的实质是广大工人阶级群众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关系。其处理原则应该是:
工会必须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同时必须要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在与党的关系上,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同级党组织必须思想上同心,政治上同一,工作上同步,并建立定期的向同级党组织汇报工作的制度。即使独立自主开展工作,大的活动涉及人员、时间、场所、经费,有必要向同级党组织报告。以争取党组织的领导与支持。同级党组织的核心地位要在工会各项工作中得到落实。同级党组织交给工会的任务必须确保不折不扣地完成。由于工会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对于职工群众反映的问题和所掌握的职工群众思想动态,要及时向同级党组织汇报。同级党组织制定的中、长期工作计划要在开展的工会各项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确定的阶段性主题教育要结合工会工作特点制定有效的措施。
企业工会与企业行政的关系,实质是企业劳动者和企业经营者的关系。这种关系处理的原则应该是平等、协商、合作。所谓平等,企业工会与企业行政是两个各自独立、互不相属的组织,企业行政代表企业法人,企业工会则是社团法人,在两者关系特别是企业劳动关系的处理中,工会是劳动者的代表,企业行政是用人单位的代表,两者在地位和权利上是平等或对等的。所谓协商,是说企业工会与企业行政在劳动关系的处理上应以协商为基本方式。所谓合作,是说企业工会和企业行政都要以合作为处理双方关系的基本原则,即双方关系处理的总体目标是为了企业和职工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因而双方要互相支持和互相理解。企业是党和国家的经济支柱。
企业的长效发展是职工根本利益的保证。没有企业的发展,维护职工权益、关心职工生活只能是空谈。因此,企业工会组织要紧紧围绕生产、经营、发展中心引导和组织职工出谋划策、献计献策,在企业的正常工作中开展小指标劳动竞赛活动和“工人先锋号”活动,在企业遇到的急、难、险、重任务中组织突击队、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并在此过程中确保职工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实现企业与职工的互利共赢。行政代表的企业利益和工会代表的职工利益,双方就职工的劳动报酬、工作条件、生活福利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平等协商谈判,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以《集体合同》的方式在职工代表大会上签订确立。其内容包括:工作时间、劳动保险、劳动保护、福利待遇、纪律与奖励。工会组织要经常地检查、监督集体合同的贯彻落实情况,并及时向行政领导反馈贯彻落实职工反映和存在的问题。
国有企业中的党群部门都是为了落实党的任务,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中心而设立的。其机构一般为:组织部、宣传部、人武部、纪委、团委等。工会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除认真落实维护、建设、参与、教育等四项职能外,其方向、目标与党群部门是一致的:都是在党委领导下,围绕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心,按照各自的工作系统落实其工作计划,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企业得到贯彻执行,推进企业的改革、发展、稳定。因此,需要相互配合、互相尊重。尤其是企业改革改制后,机构、人员精简的情况下更要如此。由于党对工会工作的重视,国有企业工会机构的设置一般比党群部门高半级,这是对工会组织地位的提升,是对工人阶级组织的重视,其工作配合决不能“高半级”。
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中心开展各项工作是国有企业工会从根本上维护职工群众的利益,没有企业的发展,没有企业效益的提升,就没有职工利益的保证。因此,工会组织要经常地、创造性地围绕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心开展劳动竞赛、技术比武和经济技术创新工程活动,这些活动必然涉及到行政的各个部门,不仅是他们的专业,还有他们的员工;不仅需要各部门的领导重视,还需要各部门领导给予技术、时间、人力、物力,甚至财力的支持。因此,工会与行政部门的配合应该是密切的、具体的,不仅是支持,还要理解、参与、协助。没有行政部门协作,工会组织开展的活动将缺乏活力,执行力难以得到保证。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实行职工民主管理法定的基本形式,和其他民主管理形式相比,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性,以及依法行使职权、参与范围广、层次高、程度深等优点。几十年的民主管理实践,使这一制度已为广大职工群众和社会所接受,并在推动企业改革,维护职工政治地位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企业工会是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负责职工代表大会的Et常工作。工会工作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职工代表大会的效果。工会要建立和健全职工代表大会的会议制度、工作机构和议事制度、职工代表日常活动制度、民主选举制度、提案征集和处理制度等等。工会要充分运用职工代表大会,引导职工开展各项民主管理活动,探索、创新民主管理的新方式、新方法,使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职工民主管理得以正常有效和不问断地开展。要理顺工会与职工代表大会“两会”的关系,使两者结合起来,更充分地发挥作用。改革中很多企业采取“两会结合”的办法,即两者名称同时保留,但在会议内容、代表身份、工作机构等方面实行结合,以减少机构设置,提高工作效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工会在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中要广泛地拓展“言路”,让职工的意愿、利益要求以及对企业的重大决策、发展愿景充分地发表意见建议,并努力使他们的合理意见建议得到实施。
工会是在劳动关系的矛盾中产生和存在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工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首先,工会必须依法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其次,工会要以劳动领域作为自己基本的活动领域;第三。工会要以协调和稳定劳动关系作为基本的社会任务。为此,企业工会组织要始终以维护职工利益、职工权益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开展的各项活动必须以职工“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为基准,以“得人心、稳人心、暖人心”为工作目标。当工会组织在“围绕中心”与“切实维权”中发生矛盾时,必须“立足三个实际”,即:立足企业实际、立足环境、条件的实际、立足职工切身利益的实际做好协商、协调工作。在对待企业利益上要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在对待职工利益上要关心、关爱、关怀,重在维护他们的具体利益,并引导他们处理好整体利益与具体利益的关系。总之,代表职工群众,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为职工群众说话办事,排忧解难,是工会的重要职能,工会组织任何时候都要牢记。
我们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工会。中国特色的工会就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企业实现“双向维护”,既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又维护职工的具体利益,当企业的整体利益与职工的具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职工利益的立场上,代表职工用协商的办法而不是别的办法使矛盾得到解决,同时教育和引导职工树立大局意识,正确地处理好整体与局部、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关系,从而化解矛盾,达到统一。
国有企业工会与同级党委同样分担着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任务,必须义不容辞地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为国家振兴、企业发展、职工得实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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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音乐生活中,经常会接触到一个词,叫作“中国音乐元素”。我们经常可以在作品分析中看到“这部作品吸收了中国音乐元素”,可以在音乐赏析中听到“这首歌曲采用了中国音乐元素”,甚至在K歌时都能遇到“加入中国音乐元素”的歌。很多人认为,在作品中加入中国音乐元素,就是复兴了我们的民族音乐,就标志着坚持了民族性,这种观点混淆了音乐教育中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把西方音乐结构加上一点中国音乐元素当成中国音乐的主体,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中国音乐元素”。“元素”一词,在哲学中,是一种构成世界上所有物质的最基本实体,或是能量。在音乐中,音乐元素是构成作品本身的各个基本要素。人们通常认为,一部作品有了某种元素,就具备了某种风格。这种认识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元素即风格。其实,决定一部音乐作品风格的关键性要素是音乐的旋律和结构。决定一部作品是“中”是“洋”,不能只看它有没有某种元素,而要从作品的整体来看,看它的主体到底是什么。
举例来说,陈其刚创作的钢琴作品《京剧瞬间》,其中的右手部分是作品的第一主题,来源于京剧的行弦。左手部分为第二主题,虽没有明显的出处,但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它的开头与京剧《二黄过门》的开头部分非常接近。但是,从听觉上来说,我们并不能很直观地感受到京剧的韵味,反而感受到了西方二十世纪音乐的风格特征。从结构上来讲,这部作品被分析为变奏曲式;从技法上来说,这部作品多处采用了典型的梅西安式手法。虽然标题与京剧有关,主题动机能找到戏曲音乐的影子,即中国元素,但这些都不能改变这是一首以西方音乐作曲技术为主体的作品这一事实。
中国近现代创作的音乐作品,很大一部分都是这种西方音乐结构,加上一点中国音乐元素。采用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组成西方音乐的曲式结构,构成西方音乐和声体系,所谓的“中国音乐元素”可能只是某一节奏型或旋律动机而已。真正的民族音乐,应该立足于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主体是中国传统音乐,在此基础上,可以加入西方的、现代的、流行的元素。创新是在以我为主、肯定民族音乐的同时吸收外来的音乐元素,这样的作品才可以称为民族音乐。比如说京剧新编剧目《赤壁》选段中吸取了西方合唱的元素,利用小生、老生、花脸的不同音域,形成了一个三声部和声效果。
所以说,“中国音乐元素”这个概念,其本质就是站在西方音乐的角度来看中国音乐,这依旧是“欧洲音乐中心论”的观点。就像一幅油画,它画了一个中国人,我们能说它是一幅中国画吗?我们就能说它是一幅创新了的中国画吗?不能。“中国音乐元素”构建的是一种中国音乐依附于西方音乐的概念,是把西方音乐,尤其是西方作曲技法当作了主体,而中国音乐是被吸收的、边缘的、少数的。作品中的“中国音乐元素”并不等于作品的中国音乐风格。
在中国的音乐教育中,以元素定风格情况也是非常明显的。自“学堂乐歌”产生以来,中国的民族音乐就受到西方音乐,尤其是欧洲音乐的极大冲击。我们的专业音乐教育体系,也是根据欧洲的音乐教育体系建立的。这种情况造成了我们的民族音乐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音乐教育的从属地位。管建华教授在《世纪之交——中国音乐教育与世界音乐教育》一书中提到:“根据音乐教育研究提出四种课程模式。第一,主流中心模式,课程的设计及教学都是从西方主流音乐观念出发的。第二,民族附加模式,以西方主流音乐为主,附加了经选择的民族群体的某些音乐材料和观念。第三,多民族模式,从多国家、民族的观点来审视和教学。第四,民族国家模式,以自身传统观念为主的课程模式。在这四种课程模式中,中国的音乐教育主要是以第一、第二种模式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音乐教育目前还没有自己的体系。而西方主流音乐才是教育的主体,民族音乐只是附加的,只是在西方主流音乐教育中加入的“中国音乐元素”而已。
就拿专业音乐教育来说,在进入专业院校的入门考试中,不管考什么专业,有两项是必考的,一个是乐理,另一个是视唱练耳,而这两项都不是以中国音乐本体为基础的。我们唱的视唱,是要求几升几降的五线谱,练耳练的是以la为标准音的固定音高。如果是学习西洋乐器的,那还说得过去,可是就连民乐专业的考生也要按照同样的考试标准来衡量,这就可能造成真正懂得中国音乐、民间音乐的人考不进专业院校进行学习。管建华教授就经常戏称:“阿炳是考不上民乐系的。”入校后依然如此,按照交响乐团的配置,组建民乐团;按十二平均律来定弦;用钢琴来伴奏;用笛子吹半音阶,用二胡拉《流浪者之歌》等等。把这些认为是民乐的创新、民乐的进步,认为只有这样,民乐才能与国际接轨。这与我们前面说的在作品中加入“中国音乐元素”没什么区别。律制、编配,甚至是演奏法都已经是西方的了,也就只剩下乐器这个“中国音乐元素”了。说到这里,可能很多学习民乐的同学就会不服气了,说“我们也拉了《二泉映月》,也知道瞎子阿炳”。而这正是不了解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现,错把几首经典当作传统,这是一个“源与流”的问题,是一个本末倒置的问题。不仅民乐如此,声乐也是如此,美声唱法大行其道,被认为是科学的、高端的、专业的,很多唱民歌的是因为自身声音条件不允许才去唱民歌;而民歌的唱法,也不断地向美声方向发展;使用统一的、科学的方法来演唱,就连语言都被统一为普通话;没有个人特色,没有地域风格,放耳听去都是一种声音。而中国的音乐是与语言同源的,如果丢掉了方言,就等于彻底丢掉了风格。
音乐的教育,是整个国家音乐事业的根基。自上世纪末以来,有越来越多的音乐工作者意识到中国音乐教育要有“中国芯”的问题,并且在1995年12月召开的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会议上提出了“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这一口号。在这十几年间,不少音乐教育工作者为之努力,从2000年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提出“让每一个学生都会唱自己家乡的歌”,到2011年新版国家音乐教育课程标准中“音乐与相关文化”板块的确立及其重要性的提升,不难看出,中国音乐教育在逐步确立“中国芯”。
不仅教授们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部分专业院校也开始了自己的民族音乐教育探索。如广州星海音乐学院非常重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发掘与教学。岭南音乐是广东的特色音乐,星海就从岭南音乐文化的教育与传承入手,打造中国特色音乐教育,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科研考察方面都有所体现。2009年根据民族声乐唱法单独建立民族声乐系,并专门为其开设戏曲曲艺表演课程,让学生综合学习,感受中国戏曲曲艺音乐、语言、动作等魅力,并且在全院范围内,开设广东名曲音乐欣赏,中国说唱戏曲、音乐风格模唱,中国民歌音乐风格模唱等全院公共选修课,让每一位学生都有机会了解并学习中国不同地域音乐风格的差异,体味文化内部多样性。在研究生培养方面,除了招收民族音乐学方向的研究生,还招收广东音乐研究、客家音乐研究、潮州音乐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为岭南音乐的传承及发展培养、积累人才。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除了要学习世界著名的教学法,还要了解广东地区音乐文化传习、教学方式。学院还尊重地域差异,支持学生探索自己家乡音乐文化的传承方式及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在教学实践环节,多设计有关家乡音乐文化的课例、教案,多应用家乡文化素材,比如河南、山西、湖南等,兼顾南北,在根植于岭南音乐文化的同时,包容不同地区的音乐文化。在科研考察方面,对区域性民族、民间、民俗音乐文化组织采风,并进行学术研讨交流。2014年在蔡乔中教授主持的“海南音乐文化活态传习”项目中,聘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学院客座教授,并且将采风成果、非遗传承人捐赠成果收录在岭南音乐文化展览馆,让原汁原味的民族民间音乐走进校园,与学生零距离接触。
当然,我们提倡“中国芯”,并不是排斥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音乐教育理念与方法。我们所说的“中国芯”,指中国音乐教育的理论、中国音乐教育的风格必须立足于中国的音乐传承和中国的音乐文化。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说过:“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这段话很精辟地阐明了学习借鉴与发扬传承的关系,指明了我们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方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
虽然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还未建立起来,在未来前进的道路上也还存在着很多的困难和阻碍,但我们不管从全国总体的方针政策来看,还是从地方专业院校的教学方式来看,对中国自身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都日益被重视起来。文化自觉意识以及自身音乐文化的价值也逐步得到了肯定。我们应当相信,以西方音乐为主流的音乐教育模式,终会被中国音乐风格加世界音乐元素的教育模式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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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教育中,高等职业教育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能够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的服务、管理、建设以及生产等所需的技术应用型高素质人才。特别是随着小康社会建设的推进,地方经济发展更加需要大量的人才支撑,这就需要地方发展与高等职业教育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能够形成双向共赢的局面。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对于劳动者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现阶段,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不断地调整,需要能够高度匹配产业结构,以及大量高素质职业人才。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发展中的各个领域,都广泛应用科学技术,这更加需要高技术人才的参与。高等职业教育能够为社会发展培养出大量的职业技术人才,这迎合了社会发展的真正需要。地方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能够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求,保证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亟需大量的技术人才参与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乡分割的局面,加快城镇化进程,保证城市与农村、工业和农业的良性互动,可以推动社会健康的发展。城市化不断发展,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这些人缺乏专业技术,受教育水平有限,因此需要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
近些年来,科学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各种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现代管理制度以及新型工业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传统工业技术也在不断地改造发展中,这就使得现有的企业员工需要进行再教育,从而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和工作水平。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为其接受再教育提供了场所和机会,从而提高人员的综合素质与能力,进而提高社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推动地方的经济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撑,教育设施,教学设备以及师资力量的壮大,教学环境的改善,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果单纯依靠学校自身的投入,投入资金有限,难以真正的改善办学环境,甚至容易造成负债现象的发生,不利于学校发展。地方经济的发展,能够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改善经济条件,这样能够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撑,使得高等职业教育能够改善办学条件,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提高办学能力,加快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地方经济发展,能够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地方政府可以出台相关的政策,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不同的高等职业学校之间,既存在着合作,也存在着竞争。如果没有政策的有效引导,将造成恶劣的竞争影响,不利于教育发展。因此,地方经济发展,能够引导高等职业教育学校之间进行有效地合作和竞争,形成良性循环。
教育的发展,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为社会培养出所需的人才。高等职业教育能够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出所需的各种类型职业技术人才,这不仅是地方经济发展得需求,也是教育发展的方向。因此,地方经济发展能够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例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兴产业,这就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其必须转变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培养出新型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必须坚持以社会发展为导向,培养出大量的掌握了高新技术知识,具备良好实用能力的新型人才。
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能够为地方的经济发展提供所需人才,从而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提供大量的人才支撑,提高地方的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地方经济发展,能够为高等职业教育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营造出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促进良性竞争,为其提供正确的发展方向。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各个地方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都是大力支持的,这不仅与地方的实际情况相符合,也符合社会发展的新趋势。能够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加快小康社会的深入发展。
综上所述,高等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是密切相连的,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能够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大量高素质创新性的职业技术人才,促进地方经济结构调整,推动其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地方经济发展能够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改善其外部发展环境。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做好二者的有机结合,能够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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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外来文化想要在一定的范围内发展都必须根植于当地的本土文化,只有这样才可能在当地文化发展中起作用,并且能够发挥出最大的力量来运用到实践中,对实践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虽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离开本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孤立的科学,就像一颗没有根基的大树,即使生命力在强,生长的在茂盛,也不会长青。
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开放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它要求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继承和发展相统一,具体与一般相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只有建立在优秀的本土文化之上才能发挥出其规律性、科学性的作用,从而形成指导性,来指导实践。同时,离开本土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就达不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更谈不上大众化。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形成的庞大的文化体系。在这个文化体系中包含了很多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建筑,自然风光,医学,各种文艺形式,传统观念,地方习俗,手工,服饰等等。每个中国人就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或者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不断的受其熏陶,对人民大众的思想不断的进行渗透。比如孩子出生就受到父母的传统礼仪教育,小学生就会学到三字经,中学就会对儒家思想有很深的理解,我们平时打开电视也能看到各地的传统戏剧,节假日会去名胜古地旅游,几乎每个中国人从小就过的各种中国的传统节日。总之,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入人心,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最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中国实现大众化一定要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群众基础,及人民大众对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只有这样才能缩小人民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感,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畏惧的感,使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指导实践的理论,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在全面学习和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的研讨会上讲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习总书记强调了我们要发展传统文化,丰富传统文化的内容。他为我用,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现代化,使其具有时代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传统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变化的,只有这样传统文化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并为之而服务的。从中国的文化发展史看,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它在不断的接纳新思想,新文化,新内容。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结合。大约在两汉时期佛教就已经传入到了我国,在两晋南北朝社会大动荡期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佛教思想中宣传的关于善恶因果与修行,和儒家思想有相同之处。例如佛教中的善之业因必有善之果报,恶之业因必有恶之果报,与儒家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佛教和儒家思想相互融合相互渗透,除此之外,佛教的经文,绘画以及雕刻艺术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后期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历史发展到今天,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的,因此,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就必须吸收其他优秀的文化的精华,而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优秀的文化,而且是科学的,辩证的,唯物的客观真理。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最有益的补充。
主席在《传统文化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中讲到:“只有不断发掘和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我们才能更好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开创人类社会的未来。”因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应该吸收和借鉴“人类所创造一切优秀思想文化和丰富知识”,来实现文化的科学化、现代化,为个人进步、国家发展、和创造美好的人类社会而服务。
首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世界化提供了途径和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经历几千年的历史,不断发展,不断演变,进入现代社会以前经历以渔猎为主的原始社会,以农业副业经为济基础的奴隶社会和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近百年来,中国社会聚变,传统文化已经很难适应中国社会的大发展、大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国已经初步实现了工农业的现代化,为了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我们的上层建筑,我们的文化业必须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并不是放弃历史放弃传统,而是要吸收优秀的文化,使传统文化现代化。
进入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当时最现代的思想,中国的无数的知识分子和革命人正是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强大性、科学性和现代性,坚定不移的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与传统文化相比,马克思主义显示出了文化的优势,而且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力的结合后,摒弃了自身的劣势和不足,接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自己的优势,实现了本质的升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已经有力的证明了,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使传统文化摆脱了发展的困境,马克思主义为传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途径和方式。
其次,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世界性的科学理论,但是它的世界性必须得通过民族性才能体现出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仅政治经济全球一体化,文化的发展也在全球化。现在几乎没有哪一种文化是绝对的本土的,民族的文化,更不会有哪一种文化是凌驾在民族之上的绝对的世界性的文化。因此文化的发展就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所讲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世界性的,科学性的,它的普遍性、世界性要通过各个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它的科学性可以用来指导和把握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就是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接收一切科学的优秀的文化,树立民族精神,继续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我要借鉴和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发展模式,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使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能够正确指导实践的理论。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我要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世界性,使我们的传统文化真正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世界的文化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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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增大,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心必须要从以往培养学术型人才转向以培养适合社会发展和工作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本文先从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出现的主要问题入手,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进行清晰定位、构建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课程体系,提出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建议。
关键字: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培养建议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传统中文系中最常设的一个专业,也被誉为文科的万能专业,毕业的学生供不应求,可以从事社会人文领域的很多工作。但随着学科门类的增多,专业的细化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人才市场开始倾斜。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本身原因是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缺乏应用性的缺陷,加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改革的一大问题。
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清晰;教学内容重纯文学,然而经济、政治、哲学、法律内容偏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比较集中的问题。
汉语言文学专业曾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一度非常辉煌,学生能够拥有稳定的职业,一度拥有很强的文化优越感与专业自豪感,近几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汉语言文学专业失去了过去的专业优势。
再加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很多高校依然抱着传统优势专业意识,未及时调整培养目标,找准定位,更没有考虑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培养的学生与社会实际需求形成反差。造成学生知识面狭窄,并产生强烈的厌学情绪,优势专业成为了劣势专业。
教学内容是对教学计划的具体落实,也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步骤。因而教学内容的设置必须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然而,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内容大多是文学史、文学概论、文学作品等,教学内容脱离了社会,远离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社会学科,影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学生毕业后与社会格格不入,脱离实际,只会做文字游戏。
教师所教、学生所学,都是闭门造车,对于热点的生活,广阔的实践,基本没有接触。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都陈旧落后,极大地约束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顺应时代和就业的需求,把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到综合应用型现代化人才上。当代社会各部门和行业之间的融合渗透越来越多,单纯的汉语言文学工作者已经不能满足各个部门和行业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要进行深入研究,重新定位。根据不同行业、领域对人才规格的需求,重应用,对专业进行分流,形成基础加特色的培养模式。另外随着现代化媒体技术的发展,熟练运用现代媒体,也是不可或缺的。现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要有过硬的写、说能力,还懂得编辑与制作,将语言文字传播、影像传播和网络传播融会贯通,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根据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实行厚基础、多方向、因材施教、灵活多样的育人模式,建立适合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新体系,对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体系进行重新调整。
培养学生从事语言教学和语言教育科研的能力,是一个应用型模块。主要开设语言教育提高系列课程,设置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育研究方法、教师发展研究、教师职业技能训练、语文课件制作、语文教学艺术、语文教材篇目研究与教学设计、现代职业礼仪、演讲与口才等课程。
主要提升专业理论,训练科研能力,着眼于学生升造。可开设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修辞学研究、文字学、音韵学、文献学、逻辑学、汉语语法学史、中国语言学史、国外汉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专题、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专题、中国当代文学专题、影视艺术欣赏、杂文创作艺术论、外国文学专题等类课程。
开设应用行文相关的理论、实务、实践系列课程,培养学生从事机关文员工作能力。主要设置了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编辑与采访、公共关系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公务员基础知识管理学、广告学、人力资源管理、档案管理学、办公室礼仪等课程。
在大学一年级利用新生入学教育契机向学生灌输职业规划的理念,介绍就业工作的相关概念和基本常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指导学生制订大学四年规划。对二年级则进一步深化就业观教育,帮助他们分析就业形势,调整完善职业生涯规划,引导学生积极锻炼就业必备的素质和技能,夯实基础。大三这个年级阶段我们应注重分类指导,帮助学生分析几种职业去向,是深造读研,当公务员还是企事业单位工作者,或是自己创业?根据学生的不同选择通过专题讲座、报告会、个别辅导等形式集中资源优势进行分类指导。到了大四进行考研与就业分流,对考研学生重点进行学科纵深教育,对准备就业学生重点学习就业相关课程和参加专业技能实践。
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学生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训练。除了课程设置科学合理,各门课程都要围绕这一主旨有重点地训练学生某方面的能力外,最重要的就是强化实践环节,使学生在实际的工作中得到充分锻炼,增强能力,以适应、胜任未来的工作。
从大三开始分专业方向,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将来的就业意向,在所开设的课程中添加实践内容。将“听、说、读、写”能力训练落实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如公务员、教师方向的,其秘书学、行政管理学、中学语文教学法等课程的教学,设置三分之一的实训课程,主讲教师一边讲理论,一边带学生到实习基地观摩、见习、实习,从而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见习、实习让学生查找理论学生中的不足,在后续的课程学习中加以弥补。
依托实验室优势,强化学生办公、制作等操作实践,培养学生“做”的能力。让学生能够充分的参与到每一个实验中去。进一步强化学生办公技术和制作等方面的动手能力。
[1]刘聪颖.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问题及策略[J].毕节学院学报. 2009,27(11).
[2]梅红霞.浅谈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J].教育教学论坛. 2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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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汉语言文学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所运用的教学方法可谓是五花八门,导致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环境良莠不齐。本文针对目前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出现的各种问题并结合今后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就改革汉语言文学教学方法提出了几点对策。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教学策略教学改革
教学策略是教学方案的集中体现,它是为了促进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改革,按照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发展方向而制定的一种科学的教学方法。在教学策略的选择与制定过程中,务必根据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具体实际,充分考虑各种相关因素,结合目前汉语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已经存在的或者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根据汉语言文学教学目标,顺应目前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以培养更多的现代化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为宗旨。
教育理念是广大教师在深刻领会教育工作实质的前提下产生的有关教育的基本观点以及信念。汉语言文学有四个方面的教育理念:即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准确把握语文教育的核心;努力提倡协作、自主以及探究的学习方法;构建开放而又充满活力的语文课程体系。对于这种指导性的纲领广大教师必须系统而全面地进行学习,在准确掌握大的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必须遵循理念指导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而并非在肤浅的学习过后,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随意制定教学方法,从而无法有效解决应试教育所存在的种种问题,素质教育也就难以顺利实施。汉语言是一门基础性的课程,其教学工作更加应当遵循教学改革的理念,在统一的教学指导思想下,根据具体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顺应汉语言文学发展趋势的对策。
目前有不少教师为了适应课改的趋势,发明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教学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种创新发展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的观念无可厚非,然而其可行性还有待检验。问题在于教师不能为了应付课改而随波逐流进行创新,仅仅凭着应试教育的实践经验,所制定的教学理念难以满足素质教育的要求,对于教育理念产生较大的误解,造成教学效果并不明显。
针对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实质说法众多,事实上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本质主要涵盖了文字、文章、文学以及文化等诸多元素的教学,是以言语为核心的一种教学活动,工具性是其最主要的特征,符号性以及人文性是其辅助的特征。尤其是在教学改革的情形下,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的工具性就显得愈来愈重要,努力培养学生以语言作为工具,有效运用到实际生活以及工作过程中是其关键所在,而并非应试教育中通过考试、升学,唯分数论成败,所以,教师的首要职责是根据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基本特征,制定科学可行的教学方法。
应试教育下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考试成绩,主要体现在考试分数的高低。教师教学的本质是为了学生能够取得好成绩,分数是根本,对学校而言升学率则是教学的根本目标。而通过教学改革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本质应当是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思维能力等,由之前有形的的表现形式转化为有着极为深刻内涵的内在无形的形式,按照这种本质上转变来制定科学可行教学法,从而做到有的放矢。比如目标教学法,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获得享受,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教师始终围绕教学目标开展导向性的教学活动,学生始终围绕教学目标进行多样化探究式的学习,进一步明确了教学目标,教学成效非常明显。
许多教师理论研究的能力很强,熟悉各种教学策略,各种理论如数家珍,发表了不少论文、成果,然而在实践教学活动中效果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教学活动相互脱离,片面地对教改理念进行解读,制定的理论方案不切实际,不重视知识的实用性肯定无法获得明显的教学成效。汉语言文学教学绝不能空口白话,教学方法必须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才能形成,只有通过长时间的在教学实践,才能找到最适宜的教学方法,汉语言文学教学的传统根基非常深厚,能够汲取的教学经验也是非常丰富,前人优秀的教学理念应当加以汲取,然而要想在新时代汉语言文学教学改革过程中的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必须在教学实践活动过程中,根据学生所反馈的情况,教师不断进行分析与总结才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教师必须在全面分析与总结实践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所教学生的具体实际,从而制定科学可行的教学策略,才能切实发挥教学策略的实际价值。
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汉语言文学教学方法的探索与研究,绝对不可凭空想象,只有深入领会教改的教育理念,准确掌握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本质,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反复、不断分析、总结与提炼,从而归纳出适应汉语言文学教学发展趋势的教学方法。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改革是一场持续改进的工作,不会有终结的时候,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1]李秋、曲鸿雁. 高师院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新探[J]. 现代教育科学,2009(6).
[2]韩自波.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思考[J]. 时代教育,2009(5).
[3]宋凤娟. 转变旧模式 探索新方法——纵论中国当代文学教学改革[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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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讲究个性、尊重个性,并试图塑造自由个性的时代;同时,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秩序,谋求秩序,并试图构建良好秩序的时代。一个良好的现代社会总是既要保证人的个性化发展,又要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当代中国正在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其核心主旨可以说就在于解决好个性与秩序的现实问题。然而,在当代,特别是立基于风险社会的现实,人的个性与秩序有着十分复杂的矛盾关系。
个性是个人比较稳定地保持着的独特的人格、思想、社会形象和能力体系,主体性和差异性是个性两个最为重要的特征。个性的主体性是指人的自由自觉的能动性的方面;差异性则是指个体因为各自的独特性而彼此区别的方面。个性因此体现为个人较为稳定的主体性与差异性的统一。与生活中人们对个性的理解不同,从哲学的角度看,主体性才是个性最为本质的特性,没有主体性的差异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性。个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之中的。如果说相对于社会而言,个人往往代表着个性的话,那么,相对于个人而言,社会就代表着秩序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个性与秩序的关系问题可以视为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古老问题的现代表述。社会秩序是社会存在的一种有规则的状态;这种规则所束缚的主要是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结构顺序;人藉此时间和空间上的结构顺序所需要获得的是整个系统的功能——协同彼此的行动,分享自然和社会的资源,以保障自己的存在和发展。[1] 35-36社会秩序并不神秘,一定的社会秩序总是人们活动的产物,社会秩序是由有个性的个体相互作用、合力的结果。比照于个性的主体性、意向性与差异性,社会秩序表征着人的活动的受动性、外延性与同一性的方面。
当我们把主体性理解为个性最为本质的特性时,就不难看出人的个性是历史地形成的。马克思十分清楚地把个人区分为“偶然的个人”和“有个性的个人”,历史也因之表现为一个从偶然的个人向有个性的个人的发展过程。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性个人的差别主要在于对包括社会关系在内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主动驾驭与否。马克思认为,“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2] 122按照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的三阶段说,我们可以推论:在人的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个人绝对地从属于群体,个人的主体地位没有确立,所以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个性发展。极少数所谓有“个性”的人也必然遭受悲剧性的历史命运。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在那个阶段社会秩序以压倒的力量战胜了个性。在人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即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们着力于个性的伸张,反抗以往旧秩序对个性的压抑。当然,个性的伸张依然需要秩序,但不再把秩序看成先于个性的存在状态,而是往往把秩序看成个人契约达致的一种结果。但是,这种获得丰富和发展的个性依然是异化的——与此相对,社会秩序对于个人而言也总是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只有在人类更高的发展阶段,也即人的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2] 89-90人的个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发展,到达自由个性的境界。自由个性的阶段必定是个性与秩序完美统一的阶段。
总的来看,目前人类已基本进入人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当代全球化也因之表现为“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中国已经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但从人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的情况十分复杂。当代中国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社会主义大国,一方面,她必须尽快摆脱封建血缘的“人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又必须把“自由个性”的高远理想具体化为行为的规范,尽量减少“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从个性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处于努力使偶然的个人向有个性的个人、自由个性发展的初级阶段。无论是从世界,还是从中国来看,目前个性发展的阶段就决定了个性与秩序之间还远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完美统一的状态。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先从一般的意义上理解个性与秩序的相互关系。
一方面,社会秩序是个性解放的手段,是否有利于人的个性发展是现代社会秩序是否良好的重要判断标准,或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根据。离开人,秩序并没有独特的价值,人们追求秩序一定是秩序能满足人的需要。人们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最初是为了获得一种本体性的安全,但现代社会中,人们追求的秩序有着更高的合法性标准,而不止于一种本体的安全。作为社会秩序的组织者、维护者,政府往往成为社会秩序的代言人,而确如保罗·库尔兹指出的,在当代社会,“无论社会接受什么样的政府,都必须以人类自由——即为保证每个人类个体在经济上、社会上以及文化上最大限度地发展他或她的个性的那个自由为基础。”[3] 64如果我们把历史看成是有个性的个人对偶然的个人的生成的话,社会秩序则只是人们个性发展、解放的手段,是否有利于此文章采集自778论文在线人的个性的发展已经成为衡量现代社会秩序合法性的标准。一种社会秩序,如果不能允诺和保障个性发展的自由,这种社会秩序就不可能获得人们的持续认同,这种社会秩序就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
另一方面,个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形成的,社会秩序既为个性的形成提供条件,也以内化为人的社会性的方面对个性形成一种制约与规训。有个性的个人,即主体性的个人之所以可能,来自于对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的全面、充分的占有与驾驭。对于个人而言,这些社会条件、社会关系总是编织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之中,对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的占有与驾驭也就是社会秩序的内化。对于有主体性的个人来说,这种内化首先不应该理解为一种受动和压迫,社会秩序的内化以“一般化的他者”造就了“宾我”,使个体自我成为可能。“一个人之所以有一个人格,是因为他属于某个共同体,是因为他接受整个共同体的各种制度,并且使它们转化成为他自己的行为举止。”[4] 176也就是说,个性化与社会化并不矛盾,只有在社会化中才能个性化,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个性才得以可能。同时,社会秩序也是个性、自由得以扩展的条件,没有秩序就没有确定性,个性的主体性就无从显现,个体的自由也就成为空中楼阁。当然,社会秩序的内化必然表现为对个性的某种规范,只有这种规范才能保障其他个性的显现。也就是说,秩序对个性的规范使得作为复数的个性成为可能。从根本上,与其说秩序对个性的规范是出于秩序自身的需要,不如说是出于其他个体个性、自由成为可能的需要。
如果说个性与秩序的关系问题从来都很重要的话,那么在当今世界和中国,个性与秩序的关系则因为其高度的复杂性、敏感性而被极端地突现出来了。
首先,在世界历史条件下,社会秩序具有立体多维的层次。在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社会主要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界限的关系总和,相应地,社会秩序也主要用来描述、解释和规范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稳定性。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生、发展,社会秩序逐渐现实地展示出全球秩序(类秩序)与民族—国家秩序(群体秩序)的双重面相。在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全球秩序与众多民族—国家内部秩序的相互关联更为明显、强烈。确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2] 68而且,在世界交往的层次,就全球秩序而言,不仅包括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秩序问题,而且还包括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个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之间的秩序问题。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社会化了,全球社会业已形成。这些立体的、作为复数的社会秩序构成了个性形成的重要历史条件,必然对当代人们的个性产生重大影响。更为棘手的是,各个层次的社会秩序对个性的制约与规训在现实中有时是相互矛盾着的——例如全球秩序与民族—国家内部秩序,使得个体无所适从,产生种种焦虑,甚至是出现身份认同的危机。
其次,个性为虚假的意识形态所蒙蔽。不同社会秩序对个性制约的矛盾使个体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意识形态撕扯的结果。各个层次的社会秩序不仅需要为自己的正当性进行辩护,而且会提出和努力实现基于自己利益的全方位、立体的社会秩序构想(当然也包含其对个性进行独特理解的辩护),并把它说成普遍的、唯一合理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主张总是包括自己的和世界的两部分,而且这两部分的合法性总是相互支持的。为了获得内部成员,乃至全世界的认同,意识形态作为其辩护工具就在所难免。意识形态是“系谱学意义上的第一科学,……它是一种最伟大的艺术,因为在一个控制良好的社会,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成功地协调起来。”[5] 133但是,既然作为一种“艺术”,意识形态归根到底就不可能是科学,其越来越抽象的普遍性也掩盖不了其虚假的方面——这正是马克思批判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意识形态越是隐蔽、越以貌似真理的方式出现,个体受其影响、控制就越深刻,既有的社会秩序就越是能得到更好的巩固。但在本质上,只要意识形态有虚假的成分,受其辩护的一定社会秩序对于个人来说就是异己的。#p#副标题#e#
再次,个性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被异化。在生产力和交往的不断发展下,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在可能性上说,每一个作为主体的个体都能放眼于整个世界,以“万物皆备于我”的方式运用世界的一切物质、精神文明成果。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2] 89同时,个人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以自己个性化的活动方式深深地影响着整个世界。这都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有的事情。个性的发展因此也获得了广泛、丰富的关系。但是,“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2] 89。这不过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全球扩展、确立的一个结果。这样一来,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这些广泛、丰富的社会关系“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2] 121加之意识形态对个性的蒙蔽,在这样的时代形成怪异甚或畸形的个性是完全可以理喻的。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当今时代个性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蕴涵着极大的风险。诚如吉登斯指出的,当代社会一个重要特征之一是就是外延性和意向性这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这种关联就其具体内容来说,具有变动不居的即时性特征,一切固定的事物及其关系都烟消云散了;就其相互影响来说,具有复杂的非线性特此文章采集自778论文在线征,一极的事件会在另一极上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就其产生的后果而言,具有有机的整体性,牵一发而动全身,荣损与共,谁也不能置身于外。人的个性活动与整个世界的秩序状态之间处于高度敏感依赖的状态。这“既引出了希望,也引出了一种威胁。说希望,是因为哪怕是小的涨落也可能增长并改变整个结构。结果,个别活动不是注定不重要的。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威胁,因为在我们的宇宙中,稳定的、永恒的规则的安全性似乎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不确定的世界中。”[6] 373这就是所谓“高后果风险”。许多学者已经揭明,人类已经进入所谓风险社会,我们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
这样,一方面,全球化与高度现代性为个性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可能性空间,而形形色色的强调个性、差异的所谓后现代思潮则从观念上引导和助长了人们日益个性化的追求;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的秩序状态变得越来越脆弱,受到越来越多的不可预知因素的影响,秩序的畸变可能性越来越大。风险不仅意味着秩序的可贵,而且意味着获得和维续一种秩序的难度、成本增大。风险社会使得追求秩序的人们往往进退维谷,因为建构的力量有可能以放大的方式走向反面,转化为一种解构的力量。而且这一切从根本上是不能简单地用数字和公式的外衣来加以标识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秩序的畸变往往是个性化追求的客观后果。由此出现一个深刻的悖论:在风险社会中,社会秩序为个性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同时,人们的个性发展又在更深的层次上不经意地摧毁着社会秩序成为可能的基础。
目前,虽然人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个性与秩序的复杂性关系,但只要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就不可能听之任之。对存在的领悟总是意味着某种应然的规范。笔者以为,从如下几点着手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
首先,对个性发展、秩序稳定进行持续的反思性监控。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个体行动的反思性特征获得了普遍化,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维度,直至被制度化为现代性的重要动力,当代的所谓高度现代性也被称为反思性现代性。作为现代性动力的反思性并不等于自我意识,它是根植于人们所展现、并期待他人也如此展现的对行动的持续监控过程,它体现了持续发生的社会生活流受到自我监控的特征。[7] 62同时,与内在于所有人类活动的反思性相区别,现代性的反思性是社会活动依据新的知识和信息进行自我修正的那种敏感性,而哲学社会科学在现代性的反思性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经由前述,风险社会所蕴藏的危机表明,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状态,不仅要有利于个性的发展,而且应该对个性发展可能导致的非线性后果有超前反映、反思监控的作用,将危险尽量减少。为此目的,我们必须真正地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发挥其社会反思的功能,有意识地进行个性、秩序的研究,对现实的个性与秩序的关系状况进行持续的反思性监控,以便个体或社会作出及时修正。
其次,从个人来看,应在清除虚幻意识形态的同时确立一种类的责任意识。对于个人而言,尽管理性总是有限的,但审慎的理性行动在当代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作为对个性进行制约、规训方面的人的社会化更需要一种类意识、类责任的培育。在一个个体本位的时代,由于表面上的自身独立性往往声张的是个体的权利,而认为个体的许多行为是纯粹私人的。可是,在全球化的当代阶段,人活动的意向性与外延性的强相关性使得传统的责任观已经遭受质疑。我们不仅需要责任意识,而且需要的是一种类的责任意识。同时,我们的责任意识不光是一个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它还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正因为如此,这种类的责任意识不仅应该超越个人主义、小集团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种种虚假的意识形态,而且应该成为个体权利、个性自由是否合理的一个限度标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只有不脱离对人类同伴的责任和对我们居住的地球的责任的时候,才是合理的。就个性的主体性而言,自由自觉的活动必然包括对自己活动受动性的深刻认识,对受动性的认识恰恰是主体能动性的最高表现。
最后,走向公共性的追求。如前所述,个性与秩序分别代表着人的活动的主体性、意向性、差异性与受动性、外延性、同一性的方面。追求个性与谋求秩序都是当代之所需。换言之,个性与秩序的矛盾问题是如何在一个差异多元的条件下获得某种同一的问题。传统的方式要么强调同一(秩序),要么强调多元(个性),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合理的解决途径是从两极到中间——走向公共性的追求——这也是罗尔斯、哈贝马斯、泰勒、阿伦特等当代西方诸多大家的着眼之点。就其原初涵义而言,公共性是与个体性、私人性相对的。今天,公共性则更应当理解为对多元的个体性、私人性和同一的普遍主义、极权主义的双重超越。对于个体而言,公共性意味着超出自身去考虑他者并获得自我在场的现实体验;对于社会而言,公共性则意味着一种“让公开事实接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监督”(哈贝马斯语)的秩序建构原则与价值理念。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社会而言,走向对公共性问题的关注都是其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公共世界的条件下,现实主要不是由组成这一世界的所有人的‘共同本质’保证的,而是由这样一种事实来保证的,即尽管角度不同,因而看法各异,但每个人关注的总是同一客体。”[8] 45归根到底,公共性的存在论基础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共在于世——“‘公共’一词表明了世界本身。”当然,这个世界“并不等同于地球或自然。它更多地与人造物品以及人类双手的创造相连,与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类的事务相连……这个世界就像一件中间物品一样,在把人类联系起来的同时,又将其分隔开来。”[8] 40只有关注和着力于公共性,个性与秩序才是同时可能的。同样,正是在公共性的讨论中,对个性、秩序的反思性监控,对虚假意识形态的去蔽才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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